编者按：如何衡量商学院的价值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。有的人希望通过商学院的镀金，为自己的年薪提升增加砝码，最终达到财富的增量；有的人看好商学院的同学关系，寄望于把它变成“生产力”，形成有效的社会人情关系网……我们试图通过几个鲜活的案例，把人物置身于公司发展与市场竞争的背景之下，尽量以简单的白描手法，原汁原味地还原出商学院给他们带来的变化。从这些真实的故事里，不难看出商学院的价值与力量。 
 
　　他原来只是想尽快地熟悉大陆市场，但是通过两年的学习，他对中外为商之道的不同有了深刻的了解，并成功完成了自己人生的转型

　　黄汉洲出生在台湾，1980年代早期在英国格林威治大学毕业，攻读的正是商学硕士学位。毕业后，他第一份工作，在台湾一家飞机制造公司，做工程师。彼时职位尚低，“专注某一方面即可，多是事务性或专业性强的工作，足以应付。”

　　情况在他1985年进入明基后发生了变化。明基是一个特别强调流动的公司，每隔两三年就得轮换岗位，黄汉洲在马来西亚和大陆、台湾来往很多年，从品质管理工作起步，直到中国区副总裁。

　　2003年，他以明基中国区副总裁的身份来到苏州，掌管公司在大陆约250亿人民币产值的产品制造。新的岗位自然提出了新的要求。他面临的两道坎便是，如何第一时间了解中国的市场和运作，如何从一个专业角色转变为决策角色。

　　他在权衡后，将目光选择了商学院的管理培训，“那里是最便捷地认识内地商场的地方，有知识，有人脉，尤其同学之间的交流，完全存在商战之间的利益导向。”当然作为个人而言，他也希望自己能尽快融入高管的交际圈，所谓“人以群分”。

　　这一年，清华大学作为中国高校首批具有EMBA开办资格的学校，开出了国内第一个EMBA班，黄汉洲在请台大的一教授写了推荐信后，历经笔试、面试，终于成为“天下第一班”的学生，学费25万。

　　如今，他已经顺利毕业，谈及高昂学费的投入与产出，他言简意赅地给出了答案：值得。

　　从公司利益角度，他举了一务实的例子，明基一直以来希望在大陆能够申请到手机牌照，很长时间都摸不着门路，后来正是因为黄汉洲的EMBA同学———几位大陆同行和在中央部委工作的官员，申请工作方得以柳暗花明。

　　从个人角度，在EMBA毕业后，他转换了职位，从制造转到了营销副总裁，“我一直希望挑战新的领域，正是EMBA的学习，让我有了转换的胆识和知识储备。”

　　如果说，上述的都是具体的收获，那更重要的则在潜移默化中。所谓国际化的思维和视野，黄汉洲并不缺，他缺的是对内地国情的认识，在EMBA，“外面的人希望看里面，里面的人希望看外面。彼此的交流其实正是在互相分享经验，各取所需”。

　　黄汉洲在近两年的学习中，两相对比，对于中外为商之道差别有了更为清晰和深刻的了解。

　　“在外国读书，理论基础是以美国和欧洲为基础，和内地的情形完全不一样，平素的自我揣度和摸索总是盲人摸象，而在EMBA，你会接触到许多国企的治理例子，社会风情、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，这些是在国外无法体会的。”

　　他切身的体会是，“比如人际交流，中国人称为人情，但国外学院不认同，他们的体系认为交际应酬只是润滑剂，增强动摩擦，不会起决定作用，而中国的情形完全相反。”

　　再看公司治理，“国外尤其美国崇尚个人价值，推崇英雄主义，对道德的立场和中国完全两样。国外强调高薪养廉，而中国很难普遍使用，比如国企老板。第二是公平性问题，国外以效率为先，一般由董事会交由CEO自主裁量，而中国不一样，对公平的倚重，大家比较习惯一团和气”。

　　有一次上课，教授布置了一个月内要求写5万字的报告，结果学员们顿觉为难，一个月后，该交报告了，教授说了一番话，耐人寻味，“我的规格是5万字，我没有要求你亲身全写，你为什么不自己拿大纲，请下属写，你为什么不和同学合作，增加篇幅呢？你事事亲为，怎么能成为帅才？”黄汉洲一想，对啊，应该是这样的道理。

　　他举这个例子，试图说明，EMBA不是专业培训，不是高等教育，它是综合体，本身就应涵盖方方面面。